5月举行的联邦大选脚步逼近，Chisholm选区的工党代表杨千慧女士于3月15日在Box Hill Central举行发布会，向选区民众宣讲工党在本次选举中的理念和政纲，以及结合她作为有地球科学教育背景的华裔议员，特别希望推动哪些方面的发展，在Chisholm可以重点做些什么。来自Chisholm当地的多位商家、教育行业、社区和传媒的代表参加了发布会。
杨千慧女士和到场嘉宾合影
在澳洲从政超过10年、有两年担任万年青市市长的厚重履历，杨千慧女士的小身板藏着满满的能量。她分别从教育医疗、企业税收、工薪阶层、清洁能源和经济发展等方面，阐述了工党的施政计划，从大局方针关注到民生细节，包括“为3岁幼儿提供公立幼儿园补贴”、“工党当选头三年将投入2400万澳元到Chisholm选区的公立学校”、“限制私人医保每年的涨价幅度”。她还特别提及发展创新产业留住顶尖人才、Box Hill片区的交通问题以及对语言学校将会大力扶持。
在后续的提问环节，与会嘉宾和记者提及独立技术移民群体的就业困境、澳洲与中国创新产业的合作、以及为什么不在东南区修建机场等不同族裔之间“思维方式”的差异，杨千慧女士均作出积极回应。这些问题她看在眼里，使她更有动力竞选联邦议院，“因为只有进入其中，才能为社区、为亚裔发声，慢慢影响本土一些既定僵化的思维模式，接纳其他正面决策的制定方向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，就永远做不到。”
（大洋日报记者 Jessie Wu）
以下是杨千慧女士的报告实录节选与会后交流实况。
感谢在座所有人来参加今天的活动。这次联邦大选5月18日举行，从现在到大选就剩下63天的时间，距离预投票就剩下40几天。
我本身是墨尔本台湾商会的一员，从前辈们的身上学到了非常多。他们的精神在感召我为这个社区付出更多。当初在大家的支持下，我竞选万年青市的市议员，后来担任副市长和市长。在此过程中，我跟当地选民和多元化社区成员的有不少交流，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，政治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我发现很多社区里的问题，不是地方政府管得到的，得靠州政府。又因为我们是移民社区，有很多问题可能跟移民相关，这就已经到了联邦层面。很多人向我反映情况时，我感到很无力，我能做的是帮他们到联邦到州政府去反映。但经验告诉我们，人在（州政府、联邦政府）“里面”能做到的事，比人在“外面”试图去影响它要多得多。这是为什么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服务更多的人，也是我不断往前的动力之一。
这次的联邦大选，我从去年7月起获得工党的提名，代表Chisholm这个选区参选。Chisholm选区包括Box Hill, Box Hill South, Box Hill North, Blackburn, Blackburn South, Blackburn North, Nunawading, Forest Hill, Burwood, Burwood East, Surry Hill, Ashwood, Chadston, Mount Waverley, Glen Waverley。这个选区在基本上覆盖了白马市和莫纳什市。
工党的5大政纲
接下来讲讲今年工党的主要政纲是什么。在过去这么多年，尤其是过去的18个月，我们感觉到联邦政府里十分混乱，国家似乎没什么方向感。我们出来参选，不希望攻击对手或者恐吓大家，而是告诉大家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希望带着这个国家往哪个方向走。
今年我们推出了工党的“公平行动计划”，主要有五个大方向。
1. 修复学校和医院，我们知道医疗和教育的经费在过去五年受到大幅度削减，而教育和医疗长期以来是工党的强项，我们一直希望照顾到所有老百姓，医疗和教育是最基本的；
2.减轻家庭的预算压力；
3.支持中产和工薪阶层；
4.提供更廉价更清洁的能源方案；
5.打造强健经济服务全民，我们不是说经济好就行了，强健经济是希望能服务到所有在澳洲生活的人，而不是只有部分人。
先讲讲教育方面。从幼儿园到大学，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方案出炉。幼儿园部分，目前的政策只给四岁幼儿提供幼儿园的补助（pre-school subsidy），我们希望从孩子三岁开始，政府就提供的幼儿园补贴，一周15个小时。如果能实行，这是澳洲政府的创举。工党也会在未来十年里，为所有公立学校投入140亿澳元，其中33亿会在头三年、我们第一任政府的时候做投入。在这33亿当中，我们Chisholm选区的公立中小学会得到合共2400万澳元的投入。在TAFE方面，我们知道技术职业教育是很多孩子的其中一条出路，我们希望能增加10万个减免费用的学位，让他们及时进入TAFE学习。过去几年，政府缩减了对大学的投入，很多学校被迫删减本地学生的位置。我们希望在大学里增加20万个位置，让更多本地学生能入读。
税收方面，工党认为中小企业是支撑起澳洲经济的重要部分，我们计划对年营业额在5000万澳元一下的企业，减少公司税。个人所得税也会缩减，如果个人年收入在12500澳元以下，工党计划减税的幅度比自由党提出的还要多。
医疗方面，澳洲人口在老龄化，医疗支出对于政府而言是比较大的负担，但这笔投入非常重要。我们身边的长者在过去为这个社会付出了那么多，现在是我们来照顾他们的时候了。我们将增加28亿的投入，让医院增加床位，缩短人们等待手术的时间。私人医保每年涨价也让很多人吃不消，工党希望在未来两年把私人医保的涨价幅度限制在2%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会审视私人医保的系统，考虑如何通过政策提升它的效率。
能源清洁方面，我们一直相信国家的未来需要依靠可再生能源。我在大学学的是地球科学，硕士读的是地球物理方面的学位。我认为可再生能源对于科研和环保都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做的行动，对20年后的孩子影响深远。国家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，继续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，才能给投资者信心，让这些企业在市场上获利，价格就可以往下走。去年州选的时候，工党维州政府承诺提供半价的太阳能源板，现在安装上的家庭也非常多了，如果现在还没有安装，可以向州政府申请。在联邦部分，如果工党在联邦政府当选，计划给符合申请的每户提供2000澳元的补助，安装太阳能储存电池系统。我们希望到2030年，能够有50%的电能是通过可再生能源产生的，减排目标是到2030年能达到45%。我们还希望通过政策的推动，减少电费账单数额，创造这个产业的就业岗位。
交通部分，和Box Hill息息相关，这需要联邦与州政府合作。去年州政府选举时，政府承诺投入3亿澳元做一个可行性评估，建造墨尔本近郊环城铁路。如果联邦工党当选，我们计划增加3亿澳元的投入，让这个项目早点动工。这个计划对于计划要建成“第二个CBD”的Box Hill而言，非常重要。环铁的线路计划会从Box Hill往南经过Burwood，经过Deakin大学，继续经过Glen Waverley这个商业中心，经过Monash大学，然后继续往东南区走；往上会经过Doncater, 然后再到机场，西边还有另外一段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在积极考虑这个片区比较老旧的巴士线路如何能重新规划，与环城铁路相配合。通过改善交通，把更多人吸引到这边来，会对很多中小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上的刺激，促进这个地方的发展。
我是学科学的，我相信澳洲的未来要走创新路线。澳洲人口少，内需比较小，在全球化的经济下，纯粹靠传统制造业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发展高价值的创新产业。而新创产业在头几年，很需要政府的扶持。工党承诺投入大约3%的GDP专注投入到科学研发，还会投入10亿澳元作为“先进制造业未来基金”，这个基金主要提供优惠贷款，扶植符合标准的先进制造业。另外还将投入300万澳元成立“人工智慧国家中心”。人工智慧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走向，我们不及时做投入的话，会跟不上世界潮流。我们还发现过去很多年对科学研发经费的删减，造成很多顶尖人才流失到美国、中国和其他海外地区。我们希望澳洲培养的顶尖人才能留在澳洲，这就要投入一部分资金，扶持他们在澳洲生存和发展。
亚裔代表的特别关注
作为华人和亚裔，我还可以为大家些什么？在Chisholm选区，目前我们已经承诺为Monash儿童医院提供MRI执照。他们有MRI的机器，但一直以来都没有执照，这项检查得病人自费。当Monash儿童医院有了这个执照，孩子在那边做检查就可以Medicare。我们还会在Monash盖一座青少年精神健康中心。因为当一些年轻人有精神方面的问题需要寻求帮助，找不到相应资源的话他们就会选择放弃。目前青少年最高的死亡率是来自于自杀。我们希望投入200万澳元在Monash市建造这样一座青少年健康服务机构。
在Box Hill，计划500万澳元修复这边一个老旧的的澳式足球场，争取让它成为维州足球联赛决赛的场地。我们相信这些经费的投入，不仅给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活动场地，联赛决赛会对这边的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。我们希望能把Box Hill建得更现代化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搬进来，但很多基础设施都有所欠缺，我们希望通过刚才提到的环城铁路、巴士、球场的修复等各方面的配套措施，促进这里的发展。
回到刚才说到华裔部分，工党一直强调文化的多元化与包容性，我们要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，而不是做族群的分裂。我们觉得语言是孩子传承祖父母、父母文化的一个方式，工党计划投入800万澳元给澳洲所有社区语言学校。语言学校在澳洲存在了超过150年，教的语言超过80种，我们希望针对每个学校的不同需求，每个学校最多能申请到25000澳元来培养师资或是改进设备。
工党在跟亚洲方面的接触和联系由来已久。在工党的保罗·基廷总理上世纪90年代在位的时候，他就提出“澳大利亚是亚洲的邻居，而不是欧洲的邻居”。当时他提出这个观点，受到很大的压力，但他说的是实话。朱丽亚•吉拉德总理2012年也提出过“亚洲世纪白皮书”，认为澳洲必须和周遭临近的亚洲国家有进一步发展，才更有利于澳洲本身。这份白皮书后来因为政党更替没有真正实施，而我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，做了一份“未来亚洲”的发展计划。计划包括向本身讲中文的澳洲人提供每年100个奖学金的位置，让他们取得教育资格，能够到中学里面去教中文。除了语言教育，我们还在计划如何促进有亚洲背景的澳洲居民，和有澳洲背景的亚洲居民，他们之间的交流，让我们和亚洲国家有更好的接触。商业方面，我们希望能通过跟澳大利亚企业董事协会（AICD）的合作，让更多亚裔背景的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，进入到董事会。如果我们要深入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与交流，需要有真正了解双边文化与商业模式的人进到了董事会，才能帮助澳洲企业从实质上发展亚洲市场。
今年是猪年，有个朋友跟我说，工党鲍勃·霍克当选总理的时候是1983年，那年猪年，2007年陆克文第一次当选成为工党的联邦总理时也是猪年，这个是非常好的兆头，今年又逢猪年，希望能为工党带来喜气。
与会嘉宾与记者的提问时间
问：非常感谢工党政府对中文教育的支持，我希望政府给的补贴能真正让学生、让中文学校受惠。但现在受惠的更多是把场地租给我们的公立日校。听说政府给我们增加补贴，他们就涨房租。我算了一下 ，政府给我们的补贴，实际上全部被房租吃掉。我非常支持杨千慧女士当选，希望您届时向政府呼吁，公立学校租借场地不要无休止地涨房租。第二点我想说，澳洲政府、维州政府的教育“欠账”太多。政府学校里有很多可移动的集装箱式的教室。这些教室实际上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盖起来的临时用房。现在这些用房变成了教育部的资产，被挪来挪去，应对不同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减。怎么我们的教室像帐篷一样拉来拉去！我每年都要带维州一些中小学的校长去中国参观访问。他们去过之后很吃惊，他们说现在中国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怎么那么好？相比之下，澳洲对教育的投入太少！我希望这次工党能执政，增加教育的投入，改善硬件环境。
杨千慧：工党一直以来很支持教育和医疗，最近四年，我们留意到随着人口的急速增加，学校变得不够用。学校的增建工程与设施升级，也是维州成为整个澳洲经济领头羊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如果这次选举我们工党当选，会从第一天就着手我们的各项发展计划，刻不容缓。
问：作为在努力成为一名中文老师的媒体记者，我也希望政府补贴能让中文学校受惠，能给学校的行政人员和中文老师加工资，他们现在拿到的薪酬确实比较低。另外我想问杨女士，有没有留意到“独立技术移民”这个群体。您刚才说要发展创新产业，把顶尖人才留在澳洲，其实每年澳洲都用高标准从世界各地引入技术移民，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这里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，被迫转行去做一些低技术的工作。这边公开招聘的职位，即便是初级技术人员都要求有“本地经验local experience”，这对于没有澳洲教育背景的海外技术移民而言是一个苛求。专业人才去不到需要他们的位置，所以那个“长期紧缺职业清单”上的职业总是紧缺。不知可否通过政府的干预，鼓励一些政府部门或企业聘用有海外学历和经验的技术移民，把人才用在刀刃上。
杨千慧：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。很多高技术人才从海外移民到澳洲，当他们无法充分发挥长处，精神上的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。可能他们在原来的国家发展得不错，忽然来到这边四处碰壁。这不仅出现在华人社区，很多从海外移民来的人，包括印度社区都出现同样的状况。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跟政府反映这个问题，他们认为应该给海外移民提供语言训练，但这个问题跟语言没什么关系。可能需要让走过这条路的人去带领新来的人，这个做法可能耗时比较长，但是比较可行。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作为华人社区的一员，我们看到很多问题，可能跟政府看到的东西不一样，他们有时看不到事情的关键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去“里面”，传达声音，参与一些真正有效的改革。
问：对于与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，比如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合作，工党持怎样的态度？
杨千慧：我们观察到在过去大概两年时间里，现在的联盟党政府对外交的处理有点过于“意识形态”，这跟美国也有关系，中美关系前阵子很紧张，联盟党政府跟随美国的脚步紧一点。工党认为澳洲在国际上的阵线是不太可能改变的，但澳洲跟亚太国家那么接近，尤其是经济和文化交流，在外交方面我们要做到有礼有节、合理地主导政策，工党在这方面比较务实，我们做任何决策都是以澳洲的安全和利益为中心的，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。至于你提到的华为的问题，我们会以事论事，不会预设立场，如果一项合作对双方都有利，就可以往下一步来谈。
问：我一直蛮疑惑政府为什么把墨尔本第二个机场盖在阿瓦隆，而不是人多密集的东南区？不能说那边本来有个军用机场方便改建就拿来做一个民用机场啊，那边几乎没什么人住，那机场的利用率盖有多低呢？我希望杨女士当选后能建议政府做决策时要务实一点。
杨千慧：华人都比较勤奋务实。土生土长的澳洲人，包括我们的移民二代和三代，他们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，反而是来自海外的移民能跳出框框来思考，产生比较新的看法。亚洲国家和澳洲有很多东西值得互相学习，我也希望能推动澳洲政府做一些改进。以前我当市议员的时候常常跟council的职员建议说“为什么我们不这样这样做呢？”我最常听到的回答是“We never do things this way.我们从来不这样做事情的”。他们已经有思维惯性，不会跳出框框，但我相信我们持之以恒，在决策层有我们的声音，慢慢能改变政府的思维，接纳其他正面决策的方向。这样的改变需要一段蛮长的时间去完成，但如果我们不开始，就永远做不到。
审核：Peter Yu／统筹：Adam／编辑：Adam
图文供稿来源于大洋日报记者 Jessie W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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